NSE综述系列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的
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吉林省、浙江省、广东省、河北省、贵州省、新疆、陕西省、温州、绍兴、泉州等地方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台湾与海峡两岸经济发展与合作问题。
沿着林毅夫和刘培林（）关于东北问题的分析思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年发布的《吉林报告》就应用前述新结构经济学的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模型分析了吉林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及其改革问题。相对全国而言，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目前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上，工业增长大幅下滑又主要表现在重工业上。东北经济下滑，轻重工业结构失衡是内因。轻重工业的结构扭曲还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就业岗位减少，劳动力流失严重；出口严重不足，拉动增长无力；产业集群度不高；很多产业以国企央企“唱二人转”；体制机制扭曲严重；营商环境不良，民营经济占比小、活力不足等。因此，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源于“产业错位”，“产业错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是“体制固化僵化”的根本原因。《吉林报告》以解决此问题为导向，提供的不是单一建议而是解决方案，该方案强调了纠正“产业错位”的关键抓手，突出了改革的作用并细化了改革领域。《吉林报告》以吉林为例提出振兴东北的思路是按照比较优势“扬长补短”以及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不同于过去侧重于“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以及不考虑扭曲内生性的改革，应以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和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等五大产业集群统领结构转型升级，深挖经济增长潜力，并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切实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林毅夫和付才辉，）。
姚耀军（）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诸多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进行了梳理，力图表明新结构经济学对浙江经济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他认为浙江经济发展对“斯密型”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从“斯密型”增长过渡至“熊彼特型”增长也即现代经济增长，乃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之本质所在。姚耀军的文章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线索，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思考方式特别简洁和准确：要素禀赋结构是否为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现存产业结构是否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政府对产业转型升级是否做到了因势利导？并且该文的案例分析的素材组织所采取的特征匹配和比较的方式值得推荐。李燕京和王斌会（）则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通过简单的协调性指数分析对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研究，他们将传统的三次产业重新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广东省年至年相关数据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特征进行研究，并通过协调系数对产业和就业结构转换一致性进行测度，发现广东省产业结构已处于资本密集型主导的较高水平，而就业结构存在一定滞后性，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仍显不足。他们据此分析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继续推进“双转移”战略也是广东省“腾笼换鸟”的做法。郑涛、左健和韩楠（）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量化地分析了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他们利用新结构经济学常用的TCI指数对河北省-年的经济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发现河北省的制造业选择以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背离了自身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导致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滞后。该文最后对河北省如何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有效承接京津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出相应建议。顺此思路，左健（）对京津冀协调发展背景下河北如何找准自身的比较优势做了有益的探索。谢刚（）则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和利用陕西11个市区-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差分GMM法分析了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谢刚基于陕西省的案例研究指出：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体现为其投入的总量特征外，还归因于其结构特征。土地利用结构反映了土地要素在经济体各产业用地之间的分配比例，决定着各产业的发展空间界限、分布特征以及生产效率。因此，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资源配置，推动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进而实现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对于浙江省和广东省而言，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但也充满后发优势，并且近些年来贵州较好地发挥了其比较优势来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处于全国前列。高天跃（）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梳理了贵州省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本、教育与科技以及基础设施等禀赋结构的现状与升级情况，他总结出其在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贵州省在部分矿产及旅游资源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劳动力资源、科教、资本存量等方面均无明显的比较优势。在矿产资源方面，贵州省的煤炭、磷矿、硫铁矿、铝土矿、锰矿储量丰富，与西南地区其他省份相比，有一定比较优势；贵州省气候宜人，生态环境优良，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在人力资本方面，因贵州省教育条件较差，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在资本存量方面，虽然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但人均资本存量并不高，同时其资本产出比也不及全国水平；在基础设施方面，尽管贵州省近年的单位面积公路里程显著提高，但因自然地理条件所限，其交通运输水平仍处于劣势地位。他进一步筛选出贵州具有比较优势主导产业包括：资源型产业、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等，并指出上海在年的人均GDP都已达到贵州省年的人均GDP，建议以20年前上海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高天跃在这篇文章中对贵州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但也因此对贵州一些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分析和推断不够深入具体和准确，同时也忽略了政府在克服这些障碍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而这一点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刘开华（）则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研究了贵州省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其认为贵州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背离，导致三次产业非均衡发展，整体生产效率不高，缺乏竞争力，对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他根据GIFF的框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贵州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由于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动态特征，因此要求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前瞻性；筛选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在借鉴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并结合贵州各个行业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选择；在确定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基础上，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引导和扶持那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以优先发展；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供给，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结合贵州地区的多民族特征，贵州民族产业也需优化发展。
事实上，媒体报道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比学术论文生动活波得多，也更贴近现实。例如，同样是贵州的案例，《南风窗》（）一篇名为“千年封闭，今朝大开放，贵州做对了哪些事情”就调查了贵州近些年来在改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以及拓展市场以及招商引资方面大刀阔斧的措施，甚是精彩。例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年修建贵州第一条公路，解放前最高记录达多公里。年11月，贵州解放时全省能通车的公路里程仅公里。但今天，在中央、贵州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干部群众的努力下，这个千年难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破解了。贵州于年底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年又启动一万公里高速公路建设攻坚决战，全省27个在建高速公路项目达公里，计划到“十三五”末或“十四五”初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1万公里，面积密度和人口密度居全国前列。截至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公里，超越英国、韩国，也即将超越多公里的墨西哥、日本、意大利。贵州有1个干线10个支线机场。目前，贵州支线机场出港直飞航线全国最多，达到余条。贵州以贵阳为中心的“十字型”高铁网正式形成。贵广、沪昆高铁已开通，贵阳至广州4小时，到昆明仅2小时；今年底，渝贵高铁将实现通车，铁路运行时间缩至2小时；成贵高铁预计年底通车，届时行程缩至2.5小时。可以说，贵阳在西南构建了高铁两小时圈。贵州被纳入长江经济带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同时，又拥有经广西南下的西南出海通道。而新的“南向通道”带来了更大的机遇，由北部湾海港和南宁向北经贵阳、重庆、成都，连通兰州和西安，将形成西部地区第一条南北纵向大动脉。同时，“南向通道”在海上与东盟9个国家相连，在陆上与中南半岛的7个国家相连。另外，“渝桂新”通道与“渝新欧”通道连接，将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连接起来，将中西亚与东南亚连接起来，也将“一带”与“一路”连接起来。受益于大交通格局的形成，贵州东西南北向均可进退自如，过去的地理劣势正在转化为地缘优势。一个最新的例证是，7月12日，IT巨头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在贵安新区建设iCloud数据中心，中国苹果用户的数据将逐步存储在境内的数据中心。除了看中地质稳定和气候凉爽带来的超强节能优势之外，苹果公司还可以通过贵州辐射东南亚国家客户。[1]正如这篇文章所指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之一，企业一般可以控制一些生产成本，但是它们对大部分交易成本的控制无能为力，后者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提供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质量所决定。硬件基础设施决定了获取投入和出售产出的交易成本，也决定了市场的范围和规模。近年来，除了交通之外，贵州其他基础设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素结构禀赋得到极大改善。水利方面，年至年，全省水利总投入达.33亿元，是此前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世纪总投入的2倍多。年，贵州提出，未来8年开展骨干水源工程、引提灌工程和地下水（机井）利用工程“三大会战”，总投资约亿元。预计到年，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将达到.8亿立方米，工程性缺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通信方面，贵州提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大会战，至年全省信息基础设施投资亿元以上，要求“一年补短板、两年不落后、三年要领先”。资金方面，过去人们形容贵州“人无三分银”，贵州省委、省政府下决心打造金融发展升级版。年，“引银入黔”工程五年来累计为贵州额外争取到0多亿元信贷资金，这一年，“引银入黔”工程扩展到“引金入黔”，大力开展金融招商。贵州银行业总体运行情况进入历史最高水平，实现从资金流出省到流入省的历史性转变。年6月，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突破万亿元；年9月，存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年10月，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再创新高达到2.38万亿元。人力资源短板正在快速弥补。-年，贵州人才资源总量从.58万人增长到.34万人，净增百万。年，全省人才资源总量增至.87万人，三年内再次净增百万。通过省委、省政府斥资百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推行三年职业技术教育免费，年中职在校生人数由此前的50万人增加到85万人。此举将为贵州增加数百万潜在的产业工人，为后续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贵州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飙升创造了世界性奇迹，仅用了十五年从5%提高到31.2%，初步估算，比美国快十五年，比日本、韩国快十年。到年，贵州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有为政府通过持续不断地改善软硬基础设施以及提升禀赋结构促进有效的市场来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是贵州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与此同时，贵州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减贫事业的核心地区之一，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从年的万人减少到年底的万人，六年中平均每年脱贫人口高达一百多万，实现了包容性发展。[2]
如前所述，中国地域的多样性和产业的多样性所叠加的结构复杂性使得任何对其进行案例分析的文章与著作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同样即便是一个省其内部的结构多样性也同样充满了复杂性，因此省内一个市县区的案例分析应该更有精准性和说服力。然而，要解剖好一个市县区的案例也绝非易事。为什么说聚焦于一个市县区的案例非常有趣和有价值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的地区充满了跌宕起伏的结构变迁故事。温州便是这样的故事，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温州这样的案例极具价值。董雅洁（）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结构变迁故事，并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予以分析。她认为“温州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模式之一，但现阶段其发展却陷入了瓶颈期，需要通过内部升级，政府引导及金融改革将使“温州模式”再现辉。[3]金晶（）则别开生面地以绍兴作为案例研究了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区域比较优势动态增进问题，她认为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是与该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增进，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该文对绍兴的案例分析包括三个部分：要素结构的变动情况，即资本与劳动力的有机构成变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动分析；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对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分析。她提出提升资本要素的有机构成，拉动劳动力、资本、技术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流动，优化产业结构为绍兴的发展之路。绍兴是浙江省工业转型升级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也是东部沿海地区中等城市的代表，对绍兴案例的研究颇有代表性。吴争程、陈金龙和许伟灿（）就从新结构金融学角度以泉州为案例分析了金融改革与产业升级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应按照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来确定区域最优产业结构和最优金融结构，违反比较优势原则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该文分析了全国第三个国家级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落户泉州的原因，其通过相关调研数据认为融资难不是困扰泉州企业的根本问题，企业需要的是在转型发展方面得到配套支持。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在泉州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政府应依据泉州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判断产业转型升级目标及最优金融结构，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为企业转型升级打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泉州案例与温州案例颇具反差，金融在泉州转型升级中起到积极作用，而温州似乎恰好相反，当然这些有趣的案例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庞建国（）视角独特地以全球价值链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辅以发展型国家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从全球化、市场规模、地理距离、语言文化和社会网络等因素，论证两岸产业合作有着高度的合理性。然而，庞建国以海峡两岸产业合作的一项先行先试方案“搭桥专案”[4]为案例分析了这种理论与实际效果的反差的原因，他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双方还未能卸下心防，夯实互信基础，特别是台湾方面仍然对于两岸之间的要素流通设下了诸多障碍。然而，中国大陆成为东亚生产网络核心与世界经济领头羊的态势日趋明显，台湾若无法将本身的竞争优势镶嵌进以大陆为核心的供应链或生产网络中，将难以逃避边缘化的命运。这个案例对于研究地方或各个经济体之间由于各种制度障碍对经济结构互补性优势的破坏有重要的启发。除了台海比较特殊的政治隔阂之外，事实大陆各个地区之间也存在不少影响地方之间合作的制度障碍需要破除。例如，前面提到的《吉林报告》也指出了这一问题：从破解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困局的角度可以管窥，我国在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未来需要有大的变革，从过去的属地GDP竞争转向跨区域经济比较优势互补的合作。不论范围的大小，过去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大都基于地理相邻区域，未来则需要更多鼓励具有比较优势互补的地区之间开展市场化新型对口合作模式。这种对口合作可以包括飞地经济、园区共建、GDP和税收共享等改革的创新性方式（林毅夫和付才辉，）。年年初国务院出台的《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了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沈阳市与北京市、大连市与上海市、长春市与天津市、哈尔滨市与深圳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开展对口合作是一种区别于对口支援（帮扶）和扶贫的新型跨地区合作模式。对口合作在政府引导带动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合理流动，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生产要素和产业有序、科学转移，吸引更多的项目、投资在东北地区落地。
六、新结构经济学在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与扶贫问题上的应用研究不少学者较好地运用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以及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与扶贫问题，这类案例研究非常重要，对于我国发起大规模精准扶贫和产业扶贫有非常好的参考价值。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应用上，郑长德（）就很好地总结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产业结构内生于禀赋结构；禀赋升级决定着产业结构升级，遵循比较优势是升级禀赋结构和持续产业升级、收入增长和减贫的最好方法；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上，市场都是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同时政府需要在经济向更高阶段的转变中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他的这篇文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从要素禀赋及其演变出发讨论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问题。他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认为交通通达性的提升、资本存量的增加和人力资本及其构成的升级是民族地区禀赋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基于这些分析，该文也研究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就业结构滞后于生产结构和去工业化是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政策建议，包括禀赋结构升级战略、产业结构升级战略和空间结构优化战略等方面。廖洪泉和李朝远（）进一步探讨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生产力比较优势，指出生态生产力的实质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两者叠加并有机协调而成的生产力合力。他们认为西部民族地区面临的政策环境、经济基础和生态生产力主体状况等现实条件决定了它只有发挥自然生态的比较优势，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改变社会生产力的劣势现状，大力促进生态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优先发展生态产业，实现产业生态化，增强生态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才能走上以生态产品生产为支柱的特色经济发展道路。进一步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个主体的生产力，实现两种生产力的正向耦合，形成强大的生态生产力合力，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这些研究指出了文化与生态是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禀赋要素构成特征，其对应的文化产业与生态产品具有较高的收入需求弹性，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市场价值也会越来越大，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脱贫攻坚重要的产业造血抓手。
里昕（）则较为详实地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了西藏的产业升级，认为产业升级应依据当地资源禀赋循势而进，西藏农牧业约束条件多、工业发展倚重资源导向、第三产业以旅游为龙头。西藏生态脆弱，大部分地区属于国家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应以民生和生态为着眼点，不必与国家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采取相同的发展路径。政府在确立发展战略、产业引导和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监控等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实，西藏由于特殊的高原经济以及藏族文化和边疆政治塑造了其独特的禀赋结构特征进而决定了其与内地经济不同的产业升级路径以及约束条件，进而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也有所不同。[5]张国平和刘晓鹰（）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个案，从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西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因，为西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李跃（）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新疆制造业升级问题，其认为新疆制造业升级的根源性问题是过渡依赖自然资源，长期忽视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导致新疆制造业竞争力不强，企业面临诸多外部性问题，阻碍产业发展。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疆沦为贸易通道，出口对新疆经济发展拉动作用不强的原因。违背比较优势发展会导致资源过渡投入被选择产业，配置效率低下，同时技术创新受到阻碍，使其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作用减弱。另外，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方式导致业结构向单一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偏离，结果是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长期要素禀赋结构无法得到优化，非选择性产业面临更多的市场外部性问题。蒙永胜和李跃（）也以-年新疆相关数据为样本，通过协整分析、VAR方差分解，研究新疆以往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对外贸易、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生了负向影响。这种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结构偏离优化状态，升级缓慢，出口结构与产品结构错位，对外贸易这一比较优势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据此案例研究他们提出，未来落后地区发展应以市场为主要基础制度，注重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充分发挥制造业先发带动优势，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等制造业配套产业扶持力度，增强制造业与配套产业的依存度，同时通过深加工、制造业服务化等延长制造业产业链，提高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对于资源垄断行业应该适当的进行管制，合理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要素的投入，促使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以减少经济运行的外部性问题。
廖雅珍和叶善青（）以龙岩为例，在分析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基础上，利用新结构经济学对龙岩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进行了测量，发现失衡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和流动机制不健全，导致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通；重化工业发展战略暂时无法吸纳相应的就业量；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不完善。他们从提高技术进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发展绿色农业角度提出了建议。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扶贫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学者直接应用新结构经济学来对不同地区的扶贫工作进行诊断与指导，从产业发展、人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分析。张慧君（）便用新结构经济学思考了赣南苏区产业扶贫，认为赣南苏区脱贫致富要坚持走产业扶贫的道路，形成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机制。该文指出产业扶贫应立足于当地的资源禀赋条件，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一批有活力的产业；同时，政府要根据资源禀赋的动态变化，消除产业发展的“紧约束”，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些对革命老区的应用研究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6]
梁琦和蔡建刚（）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产业类型、投资者类型和贫困户在内的理论框架，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比研究产业扶贫的实施逻辑和要点，认为确保贫困户的资产性收益是提升产业扶贫绩效的重要举措。她们的研究表明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型产业比市场需求型产业具有更高的扶贫绩效，内部投资者比外部投资者更具有脱贫减贫的倾向，而资产性收益的不同支付方式会产生较大的效用差异。对此，贫困地区政府首先要以资源禀赋为基础选择产业项目，其次要确保政府资金的合理应用，最后要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从而提升产业扶贫实效。钱晓烨、蒋强、刘海月等（）以四川秦巴山区为例运用新结构经济学从精准扶贫的角度讨论了人才扶贫的问题，认为扶贫计划的劳动力技能培养需要和本地的产业发展计划相互结合。他们认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对扶贫教育培训的重要启发是：政府需要确定扶贫地区的产业中长远发展计划，然后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劳动力技能制定相应的中长期教育培训计划。该文的提出的观点基本上符合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所主张的人力资本结构需要与产业结构向匹配才能释放人力资本的最大价值，而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最主要的资产则是其劳动力。[7]姚耀军李明珠（）则从新结构金融学的角度基于中国-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以中小企业为中介的金融结构与扶贫之间的关系。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是这期间中国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体企业类型。中小企业为贫困人口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有助于减缓贫困。由于能够很好适应和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银行其发展相当滞后，因此中国金融结构偏离了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意义上的最优路径，致使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难以得到缓解。该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以中小企业发展为中间渠道，金融结构与反贫困产生重要联系，这尤其体现在中小银行发展对中小企业反贫困效应的显著促进作用上。他们认为调整银行业结构，为中小银行尽快成长创造空间这种结构性政策对于取得可持续性的反贫困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明珠，）。
总之，这些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案例分析都很好地把握了如何发挥当地比较优势进行造血的要点，希望后续有更多的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发展的案例以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其实现共同富裕。林毅夫教授（）对如何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帮助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发展也是身体力行，例如其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对田地区所做的调查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林毅夫指出“十三五”期间和田地区可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及中央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在政府的努力下，抓住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积极招商引资，在7县1市形成几个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一定能将60万富余劳动力从包袱转化为优势，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目标。
七、新结构经济学在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中的应用研究与资源贫瘠的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与贫困地区形成鲜明对照，资源富裕型地区经济发展也极具挑战性，大多面临“资源诅咒”。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了如何从“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进行转型发展。[8]他认为除了主流经济学所主张的资源开发上的透明、公开、监管，资源收益使用的未雨绸缪，以及非资源产业的发展外，新结构经济学首先主张，发展的非资源型产业必须符合该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才会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竞争的市场中，以有为的政府动用资源收益中的一部分来消除限制具有比较优势的非资源型产业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瓶颈，以降低交易费用，使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至于如何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非资源型产业，以及如何针对不同的产业发挥有为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则可以根据前述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以及五类产业因势利导等应用模型来进行。能这样做的话，资源型的城市、地区和国家可用来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资源会比资源短缺的城市、地区和国家更多，力度可以更大，经济发展转型的速度可以更好更快。这样资源就会从经济发展的“诅咒”变为经济发展的“祝福”。[9]
胡春生和莫秀蓉（）则开拓性地试图构建一个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他们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分析起点，通过市场决定的比较优势，配合政府、市场，架构了一个系统的、操作性强的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I-EIC决策和行动框架。该框架具体为，政府与市场应充分协调，以产业甄别为依据，通过优化禀赋结构、完善基础设施、降低引路成本三个途径，促成地区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的形成。该文强调，促进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不能坐观市场自发演进，要勇于探索，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卢心洁（）则系统运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GIFF）研究了山西省晋城市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的案例，甄别出晋城市接续产业选择菜单以及对应地提出了当地政府发展接续产业选择的政策建议列表。该项研究极富操作性，对晋城市从资源依赖产业中转型升级有很好的实践意义。詹彦凯（）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认为单纯的依靠市场的力量已无法使煤炭资源型城市走出这种困境，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加以引导，政府的引导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人才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区域规划政策等等。
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年）》，我国目前有个资源型城市，其中地级行政区（包括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等）个，县级市62个，县（包括自治县、林区等）58个，市辖区（开发区、管理区）16个。根据该规划，到年，我国要创建10个接续替代产业示范城市，培育50个接续替代产业集群，改造建设个接续替代产业园区和集聚区。[10]资源型城市如何破解转型难题，找到转型突破口和发力点，一直是各界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案例素材。因此，将新结构经济学系统应用到资源型地区与城市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八、新结构经济学在经济开发区建设中的应用研究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经济开发区或园区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短缺，营商环境不良，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无法使得全国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达到理想的情况下，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不可能等到所有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和各种法律、制度都已经完善后再来发展经济，因此，必须有选择地使用其有限资源和执行能力创造局部有利的条件，像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并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来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形成竞争优势，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并为逐步完善全国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创造条件（林毅夫，）。这是一条中国快速起飞的成功经验，在年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经商环境差[11]，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糟糕[12]。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应该一步到位，而不必优先支持特定部门和地区。相反，中国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实施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在特区和园区内部，基础设施瓶颈得以缓解，经商环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这些经验不但过去成功了，而且时下依然在实践成功上演，如身处内陆重庆市和郑州市就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改善局部条件来打造了庞大的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的产业集群，是政府主动作为、克服不利区位条件、培育具有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成功典型案例。
不少研究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经济开发区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尤其是他们讨论了开发区的目标产业选择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要与其比较优势相符合时才能产生更大的作用，以及一些具体类型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发展问题。余淼杰、户德月和向为（）研究了中国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门户，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开发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乎每一次改革的深化都伴随着重要开发区的建立，通过设立开发区来吸引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也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国家级开发区拥有完善的公共设施和配套条件，属于硬性（有形的）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诸多的优惠条件，包括税收减免、土地优惠、产权保护、授信支持、简化审批等，这些属于软性（无形的）基础设施。国家级开发区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不足对新产业发展的瓶颈限制，因此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带动当地企业的产业集群，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运营效率，也有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李力行和申广军（）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统计数据发现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有效地推动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尤其是开发区所设置的目标行业的各项经济指标有显著提升，他们也进一步发现，当设置的目标行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时，经济开发区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他们还通过对比设立于年的分别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的延津县和长垣县的河南延津小店工业园区和长垣起重工业园区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案例，来证实比较优势在目标行业增长中的作用。该研究为设立经济开发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并为如何选择目标行业提供了一般性原则。陈钊和熊瑞祥（）利用~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倍差法考察了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在成立之初对所选择的“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比较优势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发现，平均而言，一个城市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鼓励政策使得受扶持行业内企业的出口额显著提高约11%。他们进一步的分样本研究表明，上述政策效果在那些原先就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并不存在，而对那些原先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鼓励的扶持能使行业内企业的出口增长约13.1%。该研究对上述政策动态效果的考察表明，产业政策的效果在那些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在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则始终不显著。李力行和申广军（）和陈钊和熊瑞祥（）的两项非常好的案例经验研究再一次重申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即便是在开发区这样的小范围内的区域，目标产业的选择以及对应的产业政策也不能违背比较优势的基本法则。杨波（）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进行了更加应用性的案例研究，他归纳了一个航空港经济区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的机理：通过航空港的建设，提升经济体的禀赋特征，进而降低航空偏好型企业的交易成本、提升其边际收益，吸引关联性企业入驻，实现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该文也讨论了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因势利导”型政府的相关政策选择，包括针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扶持四个方面。这篇文章较好地分析了既作为基础设施又作为产业的航空经济，对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产业专用基础设施”做了很好的案例分析。
诚如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所言，开发区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对促进体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开放型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发区已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当前，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新形势，必须进一步发挥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形成新的集聚效应和增长动力，引领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对经济开发区及其本身转型升级的案例研究极富价值。[13]
九、新结构经济学在一般行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应用研究目前也有不少学者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讨论了种植业、矿业、中医药、汽车行业、装备制造业、媒体甚至高医院等非营利性行业等特定行业的发展问题。
向云、祁春节和陆倩（）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对长江流域种植业生产结构的区域差异及转型升级进行了研究，他们借助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和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指数，利用—年的统计数据，发现长江流域种植业生产结构和种植业内部生产结构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各省市种植业发展极不平衡，无论是种植业整体还是种植业内部都面临着生产结构调整优化和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双重压力，长江流域种植业发展已处于亟需转型升级的重要节点；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区域差异，是形成各省市种植业及其内部生产结构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他们也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提出长江流域种植业生产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思路。采取类似的思路，向云、祁春节和陆倩（）也利用—年的相关数据，采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模型和资源禀赋系数，测算了主产区及湖北省16个市州柑橘的区域比较优势，并分析了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结果表明：与其他主产区相比，湖北省具有柑橘生产的效率比较优势、规模比较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主要集中于鄂西地区的宜昌市和十堰市；资源禀赋条件是影响湖北省柑橘区域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因素，比较优势还受到产业化经营、科技进步和市场环境等外生性因素的综合影响。向云和祁春节（）还利用－年新疆水果种植面积、产量、农业产值等相关数据，测算了新疆14个地区水果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指数和资源禀赋系数，据此分析了各地区主要水果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及其变动趋势，并探讨了各品种水果在新疆不同地区种植的资源禀赋差异。他们的结果表明：新疆水果生产的效率比较优势、规模比较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品种差异；梨和葡萄的生产具有较强的区域比较优势，且近年来这两种水果的比较优势呈现上升势头，苹果和桃的生产缺乏区域比较优势；东疆的吐鲁番地区和哈密地区具有生产葡萄和红枣的优势，北疆的伊犁地区在梨和桃的生产上具有较强的资源禀赋优势，南疆是新疆水果生产区域比较优势最明显的地区。向云、祁春节和陆倩等的这三篇文章很好地运用量化的方法研究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种植业以及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结构问题。洪炜杰、朱文珏和胡新艳（）则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了水稻收割环节的农业机械化如何受禀赋结构特征的影响，并以广东、贵州、河南、江苏、江西、辽宁、宁夏、山西、四川9省区开展的调查数据予以了经验分析。他们认为，尽管我国不同地方农业种植规模大小各异，但是总体上我国农业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是种植规模偏小，较小的农业规模导致我国在资本和技术的应用上存在困难，缺乏竞争力。对此，国家政策导向是鼓励农地集中流转。但是，中国特殊农情决定了小家庭农场生产组织的强韧性，土地大规模集中的要求在我国可能长期内得不到满足。在这种背景下，以何种方式利用资本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取决于中国这种具体的农情。他们的回归结果表明，当农户农地种植面积增加时，农民也会倾向于采用农机服务外包行为，而自购农机行为并不会显著增加；而且，农户种植面积平方对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对自购农机行为影响也不显著。这表明在我国目前土地农情特点约束下，随着农户种植面积的增加，农机服务外包行为未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形结构。基于此，他们认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路径的政策导向，在于从外部服务角度推进支持农户生产的机械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这项基于调查数据的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研究对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具体方式有重要参考意义。李鹏程和叶梓伟（）则研究了佛山市顺德区种植业变迁的一个更加微观的案例。佛山市顺德区用较短时间实现了种植业质的飞跃，他们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顺德区种植业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其种植业通过连续的技术进步不断提升"资本密集度"以积极适应当地"第一产业资本劳动比"的上涨、实现要素相对价格具有的"动态比较优势"而获得发展；在发展初期表现为结构的调整，之后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当地种植业凭借技术进步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及企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鹏程和叶梓伟根据佛山案例的总结，认为在地区种植业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应当积极发挥自身获取信息的优势，积极探索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的具体行业或是生产方式、技术，并出台相应政策引导当地村民进行调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招商引资，再通过企业自发的对于利润的追求，将适合的生产方式、技术在当地快速推广，最终通过“后发优势”的实现促进当地种植业的快速发展。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该经济体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而这一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后者又由该时点上经济的禀赋结构决定。赵红梅（）据此分析框架认为在我国铝产业的禀赋结构中，资本、人力资源、技术具有比较优势，而自然资源禀赋不具有比较优势，中国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建立在全球铝资源获取上，依靠科技进步促进资源集约开采和高效利用；适度发展铝冶炼产能，退出落后产能；合理布局国内外铝产业基地,满足国家战略安全层面的供应。该文也通过借鉴国外促进资源性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提出促进我国铝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王玉芬和申俊龙（）指出我国中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废弃物的不科学处置对环境和资源造成双重压力，但企业缺乏废弃物资源化的动力。他们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中药产业废弃物的产生、中药废弃物资源化的现实意义以及市场和政府在中药废弃物资源化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他们根据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判断中药产业属于战略型产业，提出市场机制下中药企业实行废弃物资源化的条件，并指出为鼓励企业对中药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置，政府可通过补贴增加其私人收益或产权制度安排增加其私人成本2个方面来实现，以促进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篇文章是对前面提到的林毅夫五类产业分类分析方法的典型运用。丁连营（）也运用GIFF框架对廊坊市的医药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案例研究，甄选出了廊坊市应重点发展的几个医药行业，并通过构建医药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廊坊市医药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对应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王金明（）站在投资者的角度，系统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尝试提出在全球专利药到期潮的背景下A股市场投资制药企业的投资逻辑框架。他首先在论述国内外制药产业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后，对全球专利药到期潮机遇进行详细阐述；然后横向对比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印度制药产业的经验模式，并对印度典型制药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在实证分析A股上市公司历来抢抓到期潮机遇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的基础上，尝试得出A股市场投资制药企业的逻辑和思路。该文认为投资者应该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并且能够获得政府因势利导政策支持的特色原料药和首仿或品牌仿制药企业中，能够抢抓专利药到期潮机遇的投资标的。最后除了对投资者提出了投资建议外，该文还对国内制药企业提出了关于战略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建议，并且对政府相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这个案例研究为如何利用后发优势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细节。刘长征（）从一个行业实践者的角度出发也非常精彩地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剖析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案例。他根据本人二十多年汽车产业的从业经验和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心得，首次提出按改革开放后中国汽车产业三十多年发展的关键事件作为重要节点，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依据各阶段中国政府汽车产业政策的特点，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路径与发展战略的成功经验做出甄别研究。基于这些研究，该文分析中国汽车产业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发展战略等关键要素在汽车产业转型与发展中的作用，并深入分析企业自生能力与竞争力、核心竞争力递进关系，与企业发展战略的对应运用关系，与产业集群的共生依存关系，与中国创业、创新的关联关系。张远军（）的博士论文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等工具系统分析了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与国防科技进步、国防工业转型升级的互动机理以及推进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军民一体化配置的政策建议。其研究对国防产业等战略性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军民融合有很好的意义。[14]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短短的五年间，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是年的2.2倍，年均增长17.5%，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1/3，稳居世界首位。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额达6.8万亿元，占全部工业产品出口的56.8%。中国年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2万亿元，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1/3，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中国的这一成绩并非一夜间取得的，而是历尽了数十年的发展。然而，这一过程也非常曲折。事实上，在年之前中国的装备制造由于禀赋结构水平太低以及轻纺工业尚未充分发展而不具备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对世界前沿的追赶大都违背比较优势。从年到年之前的20年间，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始终超不过美国的10%。在《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中，林毅夫和付才辉（）利用新结构转型升级的“前沿距离-产业份额”矩阵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制造业的数据测算发现，整个装备制造行业以及各个细分行业即便短暂地在某些年份的劳动生产率上有异常的赶超，但是其相对份额却无法提高，即便能够技术上赶超，但也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无法持续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是，在年之后，由于中国禀赋结构的大幅度改善具备相应的禀赋条件，以及充分实现了轻纺工业的发展对装备制造业有巨大的需求之后，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中国装备制造业下属的7个细分行业中，除了办公室、会计和计算设备的制造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持续向前沿收敛与体量不收敛之外，其他所有行业在劳动生产率和体量上都持续收敛。林毅夫和付才辉（）的这项应用研究对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制造”有很强的支撑作用，也与文一（）以及王丽莉和文一（）划分的中国工业革命阶段不谋而合，预示着中国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开始火速加入下半场。
十、新结构经济学在教育、医疗与传媒转型中的应用研究在医院等服务行业，新结构经济学也有不少应用研究。曹淑江（）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结构和教育发展优先次序由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的，一旦一个发展中国家选择实施“违背比较优势战略”，这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优先投资于高等教育、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只有选择实施“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才可能选择优先发展初等教育，遵循“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优先发展次序发展教育。教育发展优先次序确立后，进一步对政府的教育行为和教育决策形成约束，要求相应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适应教育发展战略，这导致不同发展中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选择的差异。不同的教育发展优先次序所产生的教育发展效果不同。他也以印度、巴西、智利、哥伦比亚、韩国为例做了跨国比较分析。[15]林志帆（）以发达经济体样本拟合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收入水平轨迹作为最优人力资本结构轨迹的度量（拟合效度达0.并且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并以此轨迹测算每个经济体偏离最优人力资本结构（这里是最优受教育水平）的程度，其在标准增长回归模型中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偏离最优人力资本结构轨迹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种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收入水平越低的经济体越大。这些研究较好地阐述了新结构劳动经济学关于最优教育结构或人力资本结构的观点：不同的产业结构所需的人力资本结构也是不同的，初等教育更有利于远离前沿距离的国家，而高等教育更有利于接近前沿距离的国家。因此，最优人力资本结构供给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供需结构匹配与否，而非过往文献述及的“人力资本存量或积累”以及“人力资本质量”问题（林毅夫，；付才辉，）。事实上，最优人力资本结构或最优教育结构的观点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也是成立的。例如，Aghion等（）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与社区大学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两种类型的教育在经济发展处于前沿的州与前沿内部各州的收益率存在很大差异，社区大学在处于经济前沿的发达州的收益率为负，而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回报率在前沿内部的州不及社区大学。美国社区大学（Communitycolleges）也可以说社区学院，是在美国的州或市用州民或市民的税金来运营的两年制短期大学，提供希望去插读四年制的大学或职业培训课程后直接就业的教育。相当于中国的大专。但是社区大学却是美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共有一千两百多所社区大学，拥有一千多万注册学生。因此，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适宜于其内部各州当地发展阶段的教育结构才是最优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白正府（）认为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要求大众化后必然要重视办学特色的建设，加上前几年我国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对特色的要求，办学特色得到了广泛重视，但在对特色的认识与具体行为方面存在着误区，我国高校需要从总结经验并特色化的途径，向认识当地及服务对象的潜在优势和学校的比较优势转变，政府要积极引导搭建特色创建平台，同时高校需要结合自身财政、科研、教学与社会的联系等，形成高校自身、学生和当地经济禀赋的比较优势共振。这些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对我国启动“双一流”建设颇具启发性。[16]
在医疗方面，王文娟、蔡媛青和欧阳雁玲（）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将层次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模式评估，他们使用了北京市10医院和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模式的平均数据，研究表明六种合作模式的评估顺序由高到低为直管、托管、院办院管、联合、合作援助、兼并重组。在此基础上，王文娟、蔡媛青和欧阳雁玲（）进一步细致地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建立因势利导框架对我国医联体运行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其基于因势利导框架构建了合作效率评价指标并运用主成分分析进行了筛选，利用DEA方法（数据包络分析）对45对医联体的运行效率进行评价。通过对不同运行模式的效率进行分类评价，他们发现半紧密型模式的DEA有效单元的数量占比和综合效率平均值更高。据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对应的政策建议：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良性互动；政府建立配套政策，疏通体制与机制障碍；医院积极扶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地制宜推进医疗服务联合体。
赵曙光（）用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概念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传统媒体的要素禀赋在于拥有政府资源，偏向稳定、内容优势和政治敏感，而互联网公司的要素禀赋偏向具有市场资源，偏向风险、产品优势和市场敏感。传统媒体遇到互联网产业的冲击并非选择跟进互联网产业，而要按照禀赋结构相同，营收和利润增速较高，并能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一系列产业作为进入目录，逐步改变自身的禀赋结构，在禀赋结构能够与互联网行业匹配时再推进新媒体转型。
十一、新结构经济学在企业转型升级中应用研究前面的应用研究大都比较宏观，要么以中国及其区域为例、要么以各个地方为例、要么以一个行业为例，然而按照前面付才辉（）构造的新结构转型升级模型，地区-产业-企业都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及其政府在其中作用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不仅仅是活动的集合，也是资源的集合，而且在行业和地区两个维度上都有归宿性，依然适合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分析。
前面的新结构转型升级模型第三个层次克服了价值链分析的局限性以及微笑曲线的误导性，在微笑曲线的后背纳入禀赋曲线构造了完整的企业转型升级模型。这个企业层面的新结构转型升级模型不但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得到了大量经验案例的实证研究支持。例如，杨桂菊（）梳理的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案例就高度吻合此企业转型升级。按照此模型，企业要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就需要积累资源禀赋与培养能力条件来完成产品、流程、功能以及链条升级，向微笑曲线两端攀爬。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目前各地的实际情况而言，在产业价值链最低端的一般是OEM厂商，其具备低成本优势和制造能力，根据客户所提供的规格要求进行代工组装制造。这一阶段企业的能力相对较低，并且获得的利润也很低，具有战略意图的企业或者在环境压力下会进一步提升和应用核心能力向价值链上攀爬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成功完成这一步，获得研发设计能力，就能够自主开发新产品开发、改进产品功能，OEM厂商就升级到了ODM阶段。ODM的厂商虽然具备了独立开发和生产产品的能力，但是缺乏渠道、销售、品牌运营、售后服务的能力，需要通过提升品牌运营能力来完成升级进入OBM阶段。一旦OBM企业成功拓展到国外市场，品牌得到国际认可，并且拥有了其品牌代工商，在整个价值链上获得了最为丰厚的价值增量，这时就升级到了IBM阶段。当然，处于IBM阶段的那些跨国公司并非就处于产业升级的停滞阶段，往往成为推动整个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因为它们会不断地更新自身的能力，重新定义产业，实现链条的升级。然而，对于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介入能否有效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例如技术创新，存在大量的争议。
陈玮和耿曙（）基于两个企业案例发现，政府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产业政策往往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他们归纳了政府介入创新失效的两种机制：“风险积聚”与“监督失灵”。前者是指国家介入促使企业不顾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失败的可能性；后者是指创新活动无法衡量，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无法监督企业。他们进一步反思了政府介入在早期“追赶模仿”与如今“超前创新”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效果，认为中国若想成功鼓励技术创新，必须转变既有的发展模式。然而，我们认为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产业政策无效或失败的案例都很自然，但不能因为害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在中国的现实中，可能确实存在政府官员干预市场，强化扭曲与管制，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明确界限，不能因噎废食。新结构经济学对市场和政府的研究，就是为了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丝剥茧，理清每一个产业所处的阶段，所具备的要素禀赋条件，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
比陈玮和耿曙（）提出的“风险积聚”假说更进一步，付才辉（）则为产业政策做了比新结构经济学基本观点更为激进的辩护，认为很多情形下产业政策的代价和其收益都是同时内生出现的，主张发展政策不能够因噎废食，理性的做法是利害权衡，把握好最优的干预程度。例如，投资潮涌和产能过剩是发展中国家在快速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其通过剖析该现象构建了一个最优政府干预程度理论：首先，由于处于前沿内部，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变迁具有后发优势；其次，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发展机会具有社会共识但信息不完全，从而会导致市场自身出现协调困难，进而使得市场主体面临投资潮涌而导致亏损的风险，从而对发展机会谨小慎微；最后，市场的谨小慎微则会导致对发展机会的利用不足，政府会实施积极的发展政策组合对市场的价格、成本与利润进行干预，以增强对市场的激励和放松约束，其结果虽然能使得发展机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17]付才辉（）也以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光伏案例为例说明了上述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机制。十几年前，太阳能光伏作为新能源技术在经济前沿国家获得科学研究和生产应用的成功，其后变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马拉西亚、墨西哥、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在年已经迈入了光伏产品出口的前十位，尤其是中国可谓争先恐后。早在年中国就出台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年甚至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通过法律形式规定了价格管制、费用分摊、产业指导、技术支持、推广与应用、经济激励等产业政策，年设立了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年又制订了中长期规划，实施了声势浩大的“金太阳工程”直接对投资实施补贴。这些积极的发展政策确实不负众望，年中国光伏电池产业仅为全球产量的1%左右，到年已经超过了50%。年之前晶硅光伏相关专利申请量总和为件，而在-年之间就飙升至件，占全球同期光伏专利总量的比重从2.9%增至17.6%。中国光伏产业出口也出现井喷式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光伏产业投资潮涌与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事实（付才辉，）。然而，光伏企业的例子都出现在付才辉（）和陈玮和耿曙（）的文章中，但结论却不一样。这些争论都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加强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当然，在微观企业与中观产业层面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的影响因素很多，尤其是案例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也需要更加谨慎，争论也在所难免。当然，这确实也可能意味着视角越微观问题可能越复杂。
越是争论越多的问题就应该多进行调查研究，一些关于企业层面转型升级的调查研究特别值得参考。例如，赵昌文和许召元（）对全国约家企业的实地调研和约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在转型升级方面面临许多困难,但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影响企业转型升级成效的主要因素包括：对研发的投入、商标和品牌的建设、人力资源的培养、先进管理技术的应用和管理能力的提升等几个方面。促进企业更好地转型升级，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政策体系，创造有利于企业形成稳定预期和长期行为的经营环境。程虹、刘三江和罗连发（）基于广东省家企业名员工入企调查数据分析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认为加快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应重点选择：形成面向市场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加快从“速度盈利型模式”向“质量盈利型模式”转变；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以形成人力资本红利；注重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升。吴家曦和李华燊（）对浙江家中小企业的调查发现，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呈现出多种特征：第一，转型升级方式多元化，转型和升级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第二，率先实现转型升级的中小企业往往是行业发展前景较好、企业自身发展较佳的优质企业；第三，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往往受到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同时也受到较多因素的制约；第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与宏观经济发展周期具有较大关联性，宏观经济的探底回升期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最佳时机；第五，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面临软环境建设滞后、金融支持较弱、企业家信心不足等问题的困扰。传统产业升级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又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黄阳华和罗仲伟（）以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为视角，分析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和转型融资的四大特征，认为当前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融资是常规融资和转型融资的叠加，解决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制度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黄阳华和罗仲伟（）还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分析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融资的供求状况，发现银行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最为重要的融资来源，但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渠道并不符合转型融资的需求特征。同时，限制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障碍并非融资的财务成本高企，而在于融资的交易成本过高。此外，助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成本和转型风险居高不下，放大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他们提出不仅要通过融资政策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更要通过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成本和风险，以缓解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然而，申广军（）一项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近期僵尸企业的研究则再次重申了即便在微观企业层面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依然成立：他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实际利润法和过度借贷法识别了僵尸企业，发现重化工行业和劳动密集行业、西部地区和能源大省的僵尸企业比例较高，并且僵尸企业比例与国有企业比例高度正相关；并发现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技术比较优势可以解释僵尸企业的出现，因为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生产效率低、盈利能力差，最终只能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银行贷款维持生存，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该项研究从微观企业层面论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企业自生能力原理”。[18]总之，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可以说受到最多的转型升级研究领域，[19]新结构经济学的自生能力原理在其中的应用空间还非常大。例如，申广军（）还提出了新结构企业选址模型。选址是企业发展初期最重大的决策行为，影响企业选址的绝对优势因素已经得到了深入的分析，但是比较优势的作用尚未引起注意。该篇文章以新结构经济学为基础，指出地区比较优势在企业选址中的作用，即企业选址要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通过构建衡量地区比较优势的指标，该文提出了一个可操作的一般化程序，可用于企业选址实践中，从企业选址的角度拓展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对企业选址决策中如何考虑地区经济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准则。最后，在企业管理实践上，刘长征（）也撰文谈了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企业自生能力”的深刻体会。[20]
十二、新结构经济学在“一带一路”与国别研究中的应用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目前也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经济体得到广泛的实践应用。毫无疑问，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林毅夫，）。林毅夫和王燕（）提出了中国在国际发展中作为“领头龙”的现象，这不同于过去规模体量较小的“雁阵模式”，将为低收入国家带来大量的机遇。他们论证了中国在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不会阻碍其他国家在类似产业的发展，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会推动中国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这将使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工作机会转移至其他低收入国家。这些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吸引来自中国不断增长的直接投资来抓住这个机遇。这些国家都应积极争取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溢出的工作机会，而最后的赢家会是那些实施稳妥可靠并且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这篇文章从对“领头龙”现象的解释，更好的诠释了“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优势互补的产业与经济基础，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全球可信赖的理论依据。同时，林毅夫和王燕（）也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对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的资本异质性展开讨论。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具有同质性，因此不会发生货币和期限不匹配的问题，完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非常有益”。然而，以往的研究却在许多亚洲经济体的文化中发现了长期导向的证据。他们认为可将长期导向视为一种特殊的禀赋，在某些情况下可变成“耐心资本”的比较优势。如果这些国家能将“耐心资本”方面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显性比较优势，培养以有意义的方式“打包”盈利和非盈利项目的能力，那么它们在基础设施融资中便能获得显性竞争优势。“打包”公共基础设施和私人服务的能力，是海外合作获得成功的关键体制因素之一。他们应用“耐心资本”概念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上的比较优势。钟飞腾（）也直接运用GIFF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国家和重点产业选择进行了案例分析。林毅夫和付才辉（）则发布了第一部新结构经济学旗舰报告——《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之路1.0》，首次系统全面地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思路、视角以及实践来分析当今这个巨变的世界以及中国在其中的方位，在此研究基础上详解了“一带一路”。该书分析了由中国的崛起所撬动的世界经济版图的历史性更替，归纳了由中国道路所改写的世界发展理论的更替和发展思路的更新，追踪了全世界所有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变迁轨迹，总结了少数成功者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轨迹特征，并以此作为标杆测评了每个经济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编制了每个经济体结构转型升级的达标指数，评价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规律，估算了世界每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缺口和失去比较优势的过剩情况，以及制约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设施缺口，据此分析了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的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在世界经济结构变迁趋势中分析了中国的方位，总结了中国带给世界以及世界带给中国的机会。最后，提出了一套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机遇的新结构转型升级方法和政策指南。
李敏（）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探讨了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与产业转型，指出将中国“引进来”“走出去”结合起来，也即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搭建两者关系的是要素禀赋。要素禀赋不仅是国际投资产生的原因，国际投资的发展也能促进要素禀赋的变动。通过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发展，有益地引导要素禀赋的变动，从而才有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石。谭林和魏玮（）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了产城关系视角下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产业发展问题，建议该区域发展符合自身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产业；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王聪（）从中亚各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现状入手，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探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互联互通、产业转型与合作的可行路径，认为在产业转型与合作动力方面，要素禀赋升级与比较优势培育是基础，硬性与软性基础设施改善是突破口，科学技术与工业合作是关键;在产业转型与合作方向方面，需要侧重政府在信息提供与外部性补偿的作用，通过提升企业自生能力，将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徐梁（）基于大量贸易数据，梳理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出口各行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历程；并分行业和地区分别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关系。其测算结果显示：从出口结构上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与本国出口比较优势基本相似，贸易互补较强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办公通讯设备和纺织服装制品，钢铁制品也开始具备较强贸易互补性；从地理区域来看，沿线国家中与中国地理位置越近的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越紧密，以东南亚地区居首；从发展前景看，中国已经开始逐渐实现输出过剩产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产能过剩部门的贸易互补性都在逐渐增强，将来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据此，该文也建议未来应做到在保持现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前提下，寻求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与中国贸易互补性不强的地区，形成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新型产业链，并提高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和整合能力。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技术领域合作，改变出口商品结构，转原材料出口、初级产品出口为技术出口、品牌出口，鼓励国内生产率低的企业出国办厂，使用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利润率。黄梅波和刘斯润（）也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非洲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发现过去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基于援助、减债、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等外部因素和消除弊政等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非洲自身生产能力的提升有限，单一经济结构仍是其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若不积极推进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不仅无法实现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亦将会为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埋下隐患。这些相关研究能够很好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另外，“一带一路”尤其是需要国别研究，Lin和Monga（）开发出GIFF工具之后，GIFF已经广泛地运用到国别案例研究上，例如Lin和Treichel（）对尼日尼亚的案例研究。Ademuyiwa和Onyekwena()以及Veldeet.al.()等也进一步应用GIFF对尼日尼亚的案例研究。Lin和Xu（）应用GIFF对乌干达的案例研究。Xu和Sarah（）应用GIFF对尼泊尔的案例研究。这些GIFF的国别案例为甄别相应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及其面临的约束以及政府应该采取的因势利导方法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新结构经济学除了在非洲等不发达经济体的应用之外，也开始在波兰等中高收入的转型经济体得到应用。年10月，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赢得了选举，获议会超过半数席位，成为从年开始转型以来首次一党单独组织政府的机会，Morawiecki副总理代表新一届政府宣称将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来制定发展规划，年2月Morawiecki副总理推出被称为“莫氏计划”的“波兰全面发展规划”，自此以后波兰媒体多次以“莫拉维茨基和林毅夫”为标题发表长篇评论文章介绍该发展规划。Morawiecki副总理制定的波兰发展规划体现了新结构经济学“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精髓，同时还运用了新结构经济学“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与“五种不同类型产业”的框架，甄别了波兰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诊断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制约性因素，讨论了政府应该如何因势利导以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而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21]
在更广泛的全球层面，孙瑾和刘文革（）也利用GIFF对世界个国家进行了禀赋结构相似性分组，重点讨论了德法日韩发达国家禀赋组、美国与北欧富裕国家禀赋组、亚洲劳动密集型国家禀赋组、亚洲落后国家禀赋组中的相应经济体的结构升级的“指南针”选择案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林毅夫和付才辉（）在其发布的第一部新结构经济学旗舰报告的第四章则系统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了战后十三个发展典范的结构转型升级路径并归纳出一般性特征。除了对这些国别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案例研究之外，新结构经济学也被应用到分析国别案例研究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结构变迁。刘路（）就应用新结构经济学探析了埃及战后至今的政权变迁。“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延续半个世纪的政权倒台，其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既有失业率高等社会矛盾的加剧，也有政权长期不更换的僵化引发不满，还有信息传播手段的升级、西方民主思想的渗透等外部因素。该文则从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任政府经济改革的角度，运用新结构经济学进行分析，认为埃及从“进口替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到“消费型开放”、“生产型开放”再到“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改革路径没有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导致国内创造就业的能力差、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产业结构升级困难，并由此引发了失业率高、粮食自给率低、贫富差距大等社会问题，最终影响了政权的稳定性。总之，新结构经济学在日益兴起的国别研究中恰逢其时。[22]
十三、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研究展望从前面的综述可以看到，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议题覆盖相当广泛，这也彰显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穿透力，尽管目前不少文章还只是蜻蜓点水，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能力而言，目前的应用研究进展还只是冰山一角。新结构经济学强大的理论应用能力得益于其将结构系统引入现代经济学之后理论的原创性和系统性，使其更适合具有结构多样性的现实（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没有结构（更准确的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其暗含的唯一结构），而前者则倡导以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包括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和其变迁的决定因素，主张在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使没有结构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一个退化特例（林毅夫，）。从理论范式上看，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和模型来表述这种差别之一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给定不变的生产函数求解最优资源配置，在这种模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新结构经济学则全部颠覆过来——以给定的禀赋结构求解最优的生产函数及其动态变化，在这种模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付才辉，；林毅夫，）。这种范式的转变实际上是根源于林毅夫教授与主流发展思想的根本不同：西方主流理论是以最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参照，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和发达国家相比缺什么或有什么做得不好，以此来改造发展中国家；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完全颠覆过来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自身有什么（禀赋条件）出发，在此基础上把现在能够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逐步实现发展。另外，由于将结构及其变迁引入现代经济学并用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从而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有机的结合。[23]正如林毅夫（）所言，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现象和问题时应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而且，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我国较为相似，和总结于发达国家现象的理论相比，总结于我国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也会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脉相承，并在现代经济学范式下开拓创新，这大大增强了新结构经济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应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石（罗思义（JohnRoss），）。
秉承这样的理论与实践范式，[24]经过近三十年来不断开拓，新结构经济学体系日趋完善。新结构经济学体系非常庞大，涵盖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关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现象的方方面面，其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围绕发展与转型以及市场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的基本方法：
在发展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现代经济发展、收入不断提升的本质，即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由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式是按照该国每一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和所要采用的技术。由此，在具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条件下，该国将会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大的竞争力，创造出最大的经济剩余，投资会有最大的回报，积累的积极性会最高，资本禀赋增加和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速度也会最快。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此路径来发展，在技术变迁、产业升级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上也可以享有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快的经济增长，实现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收敛。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自发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这样的相对价格只能存在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以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为制度前提。由于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而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者给予外部性的补偿，和协调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这些工作仅能由政府来做，因此，也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经济结构才能顺利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变动。所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新结构经济学基本的政策主张。
在转型或改革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企业自生能力，即企业所在行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由于对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缺乏认识，在二次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出于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观良好愿望，试图在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为这种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政府想优先发展的这种产业违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须靠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对市场的干预，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才能把这种“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结果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虽然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了，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低下，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由于对政府的各种扭曲和干预是内生决定于保护补贴赶超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缺乏认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倡导以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用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次性地把各种保护补贴取消掉，来进行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上世纪80、90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建议，用休克疗法来进行转型，结果不是新自由主义所预期的经济稍微下滑后快速的“J”曲线复苏，而是“L”曲线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出现了所谓的“迷失的二十年”。然而，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的，被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其实是一个务实的、比较好的转型策略。这种转型方式一方面给予旧的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产业的准入。并在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好、政府可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方式局部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因势利导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在转型过程中能够同时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绩效。快速的发展则能够不断积累资本，使许多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企业由不具自生能力变为具有自生能力，旧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也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能够取消掉也应取消掉以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上述旨在揭示发展与转型以及市场和政府在其中作用的新结构经济学基本方法事实上已经重构了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并以此为突破口更一般地、系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将结构全面引入了缺乏结构的主流理论体系之中使其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创新可以自成体系地将结构及其分析逻辑引入各个传统的经济学子领域，构建起诸如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货币和财政理论（宏观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子学科领域，这便构成了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完整的学科体系。[25]客观地讲，结构的引入使得理论更加高阶，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的方法也需要结合现实具体情况而灵活应用，所以就显得新结构经济学确实比较难以理解和掌握，不过也正好反映出新结构经济学的与众不同之处。就笔者自己的学习与应用体会而言，要转变根深蒂固的思维还是很难的。毫无疑问，新结构经济学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实践应用上的范式颠覆都是一场革命（付才辉，）。
然而，这场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呼吁更多的人加入新结构经济学的行列，不断深化理论和实践，推动我国自主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实践。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致辞所强调的，当下的中国正在不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内生动力。[2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紧扣发展与改革的本质，也因此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一脉相承，在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与改革实践的应用研究上大有用武之地。同时，这些应用研究也可以帮助跟我们一样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他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的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理想境界。
[1]贵州作为中国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政府如何积极有为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在某些行业进行弯道超车呢？最近贵州大力发展的大数据产业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最近原贵阳市委书记陈刚被任命为雄安新区党委书记，成为雄安新区的正式掌舵手。陈刚被中央看重并给予重任与其在贵阳的成绩密不可分。在陈刚的主政下，贵阳从一个偏居中国西南的落后城市，一跃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大数据产业的高地，每年的数博会都会有国家领导人到场，全世界著名的IT公司大佬到会。贵阳通过招商引资已经成为全球大数据产业新高地。根据一些媒体对陈刚的访谈可以管窥一个政策操盘者眼中发展大数据产业的经验以及对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究竟符合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问题的答案：提问：过去贵阳一直是一个信息基础比较落后的地方，为什么贵阳能够提出发展大数据，而且能够把它做成？陈刚：贵阳大数据为什么能够做成？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我们有没有机遇；第二我们有没有短板？短板怎么弥补？贵阳发展大数据最重要的机遇就是我们和其他地方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别人发展大数据有先发优势，我们也有先发优势。早五年贵州发展大数据没有机会，晚五年我们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机遇。我们跟其他城市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甚至比别人先走一步，这就是机遇。而且大数据没有绝对的权威和规则，我们去探索，可能就是领先者，这是我们发展大数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大数据能够实实在在给贵州带来发展。我们的劳动力便宜、房价便宜、气温宜人、生态环境佳，这些都是大数据发展的重要要素。仅仅两年时间，我们一批数据中心起来了，呼叫服务中心起来了，手机制造商已经生产出产品。大数据是能直接带来实惠的一个领域。除此之外，大家认为贵州发展大数据最大的问题是欠缺人才，实际上大数据没有绝对的权威。但贵州可以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型人才，同时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来吸引高端的人才。事实上由于贵州把大数据创业环境营造出来了，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来了，微软、惠普、甲骨文、戴尔、IBM这些公司也都选择了贵州。事实上只要我们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就有人才来贵州。提问：贵州是怎么想到发展大数据产业的？陈刚：首先有个机缘巧合，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联通、电信）要建南方数据中心，他们选择贵阳贵安新区建设了数据存储中心。但是贵州没有满足于只做数据存储，因为数据存储可能只消耗我们的电、只利用我们的气候优势，我们希望让大数据的应用在贵州落地生根，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以数据存储为起点，以数据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规则创新和大数据产业开发应用为特征的一个业态。现在贵阳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中心，还形成了大数据的核心业态、关联业态和衍生业态，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既包括大数据交易所、众筹金融交易所这些全国最前沿的机构，同时也有几万座席的呼叫中心、后台服务和端产品制造产业，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发展循环。提问：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产业转型升级，未来创新引领中国经济，贵阳今后如何通过大数据助推经济转型？陈刚：第一，做大以大数据为引领的产业增量。贵州工业基础比较差，发展一般的工业既有可能破坏环境，同时也会凸显贵州物流成本高的劣势。所以我们就发展电子信息业，拉上一根光缆、接上一个电缆，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是一样的，这就是做我们的增量。第二就是以“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贵州有一些诸如机械制造、医药之类的传统行业，我们现在也用互联网给他们进行改造，对贵州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的基础性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我们实际上是两步走，第一是做增量的大数据增长，第二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问：现在贵阳的大数据中心建设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陈刚：我们的目标是把贵阳建成创新型中心城市，其中以大数据为最大的特色和引领，形成以大数据为特色引领的创新型中心城市。为了建成这个目标，首先要把大数据这件事情紧紧的抓下去，不仅仅是抓出影响，更要抓出效果。第二就是要营造全城市创新创业的氛围，我们现在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搭建平台，比如搞孵化器、搞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种各样的平台服务，让更多的创业者、投资机构到贵阳都有发展的机会。第三要让贵阳成为创新应用最好的实验场，比如现在我们政府利用大数据打造“数据铁笼”。提问：您觉得贵阳和杭州、北京和深圳这些城市相比，在今后的发展上有什么优势？陈刚：北上广深包括杭州，在人才、技术基础以及产业基础方面，和贵阳相比优势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有三个特殊的优势：第一就是我们自然环境的优势。我们的空气质量好、气温低，我们山清水秀、自然生态美，这是适合人居住的优势。第二，贵阳是一张白纸。我们没有很多禁锢，比如我们打造了全国第一家省级数据共享平台，我们一开始打造就是在高起点上打造，一张白纸可画最美的图画。第三就是贵阳有很好的容错性。大数据发展一定要有容错空间，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做容错的风险成本比较高。贵阳的城市规模虽然不是非常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贵阳是一个省会城市，在大数据试验上成功了，又可以在全国推广，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好的容错性。和北上广相比，我们可能在人才科技产业技术方面弱势，但我们在别的方面有优势，所以我们把自身优势发挥好，然后去弥补我们的短板，实现更好发展。提问：您去贵阳之后，把中关村的很多企业引入了贵阳，也把它们的发展模式引入到贵阳，请您介绍下这方面的情况。陈刚：在这个方面北京市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北京市在年9月8日和贵阳共同建设了中关村贵阳科技园，这是中关村走向贵州的第一步。而事实上不仅建了这一个园，许许多多来自于北京的企业，大到像百度这样的企业，小到中关村那些小的创业公司都到贵阳去了。这些公司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了技术，还带来了人才，带来了理念。贵阳和北京的发展有所不同，北京的发展更多是知识创新、原始创新，我们这边更多的是应用创新、实践创新，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和中关村是形成了一个互补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贵阳和中关村合作能够做成做大、形成共赢的主要原因（上述资料转引自《招商引资内参》）。
[2]以上关于贵州的案例资料根据《南风窗》（）的“千年封闭，今朝大开放，贵州做对了哪些事情”一文内容整理。
[3]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新结构经济学应用议题，各地也存在大量的成败案例。我们看到不少地方也在按照新结构金融学（林毅夫等，）主张的思路推进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案例，这些案例非常值得总结研究。例如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印发《江苏省泰州市建设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该《方案》包括五个方面、十七项主要任务：一是加强机构建设，构建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包括完善银行业组织体系、增强证券业和保险业实力、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二是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包括促进现代农业建设、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支持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加快产能富余行业企业去产能。三是积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包括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加快发展债务融资工具、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四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保障水平，包括培育和推动征信市场规范发展、加强智慧金融建设、完善综合性金融服务。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包括稳妥有序推进“去杠杆”、建立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深化金融生态县创建工作。围绕上述任务，《方案》提出加强组织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金融人才培养和引进以及加强督查评估四项保障措施。
[4]“搭桥专案”从年底开始实施，按照台湾官方想法，其政策意旨和主要做法如下:首先，从全球分工体系中挑选出两岸可以优势互补，且有庞大商机或发展潜力的产业项目;其次，采取“政府搭桥，民间上桥”的做法，由政府拨发经费，举办两岸产业合作及交流会议，搭建交流桥梁与合作平台;第三，以“产业一平台”的模式，让民间企业在各平台上进行互补性合作;第四，合作形式包括共同研发、共同生产、产销合作、共同投资，乃至于两岸企业携手，展开营运管理、产业集资、金融服务和仓储转运等等合作；最后，借由制度化合作机制，促成两岸企业连手进军国际市场，创造两岸互利双赢。为了推动“搭桥专案”，两岸都成立了工作团队，展开政府官员对政府官员、学者专家对学者专家、以及企业对企业三个层次的对接交流。到年底为止，双方选择了彼此认为有合作可能的产业项目，轮流在两岸举办了60个场次的“产业合作及交流会议”，与会人数超过2.1万人，促成家企业洽商合作，并签订了件合作意向书，形式上展现了一定成效。在“搭桥专案”的交流平台上，海峡两岸曾经就中草药、LED照明、通讯、信息服务、车辆、车载资通讯、太阳光电、风力发电、电子商务、连锁加盟、物流、精密机械、食品、生技与医材、纺织与纤维、数字内容、电子废弃物回收与利用、金属材料及TFT-LCD等19个产业项目举办过“合作及交流会议”。然而，在前述19个产业项目中，只有通讯、LED照明、冷链物流和电动车4个项目进入共同试点层次，太阳光电在检测认证上取得了进展，其余项目，大多未进入实质性合作。同时，“产业合作及交流会议”逐渐出现疲态，业者参与意愿降低（庞建国，）。
[5]关于西藏特色产业转型发展详细的案例研究可参考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报告《西藏特色产业转型发展调查研究报告》（林毅夫和付才辉主编），。
[6]年国务院出台了《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规划以原中央苏区为核心，统筹考虑有紧密联系的周边县（市、区）发展，规划范围不等同于原中央苏区范围。规划范围包括：江西省赣州市、吉安市、新余市全境及抚州市、上饶市、宜春市、萍乡市、鹰潭市的部分地区，福建省龙岩市、三明市、南平市全境及漳州市、泉州市的部分地区，广东省梅州市全境及河源市、潮州市、韶关市的部分地区，规划总面积21.8万平方公里，年末总人口万，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年6月《中国市长》媒体期刊刊登了《城市访谈录
三明市市长余红胜：着力打造三明经济升级版》一文，对于苏区三明市近年来的转型升级案例可供参考。
[7]林毅夫、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讲义，。
[8]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单调的线性关系,从而无法对资源祝福和资源诅咒案例并存的事实提供合理解释（邵帅、范美婷和杨莉莉，）。
[9]邵帅、范美婷和杨莉莉（）利用年我国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样本，以人均GDP增长和TFP增长分别在数量和质量上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同时采用了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实证地考察了资源产业依赖对经济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很好地从实证上检验了资源诅咒的条件。结果表明资源产业依赖对于经济增长和TFP增长均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制造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是对经济增长维度资源诅咒规避作用最强的两个因素,而市场化程度对TFP增长维度资源诅咒的规避效果最为显著,以上三者对于资源产业依赖与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显著的门限效应,成为了决定资源诅咒能否被成功规避的关键因素,而政府干预的强化则增加了资源诅咒发生的风险“祝福”型发展城市和“诅咒”型发展城市的数量和比重分别呈逐年增加和逐年下降趋势,我国城市层面的资源诅咒问题正逐渐得到改善资源产业依赖对TFP增长产生抑制效应的拐点先于经济增长到来,表明TFP增长可能是经济增长维度资源诅咒的一个传导途径。
[10]按照《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年）》的规划，重点培育的接续替代产业集群根据其资源禀赋结构特征包括如下一些主要类型：资源深加工产业集群：鞍山市滑石和方解石深加工产业集群、鸡西市石墨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枣庄市煤炭深加工产业集群等。吸纳就业产业集群：阜新市皮革产业集群、白山市人参产业集群、辽源市袜业产业集群、大兴安岭地区蓝莓开发产业集群、伊春市木制工艺品产业集群、石嘴山市脱水蔬菜加工产业集群、濮阳市清丰家具产业集群等。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抚顺市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盘锦市船舶配套产业集群、大庆市石油石化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铜陵市电子材料产业集群、枣庄市机床产业集群、韶关市轻型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群：锡林浩特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盘锦市塑料和新型建材产业集群、鸡西市煤炭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群、松原市生物质能源产业集群、铜陵市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等。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大庆市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徐州市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景德镇市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济宁市曲阜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枣庄市台儿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等。
[11]在历经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年的经商环境指数世界排名91位，依然靠后。(包食宿微信客服有人去过北京中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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