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看分宜沧桑巨变四十年

有人说，只要是你曾经生活过三年的地方，那进而，便是你心中的第二故乡

从户籍角度上说，我现在是广州人。但是，我却在分宜生活过十二年，我身份证上的数字，相信和许多分宜人，也多数相同，甚至是从小便生活在广州的儿子，他能一口流利的粤语，但他的身份证数字，最前面的四个数，依然是。

年，我从出生地樟树，坐火车去宜春师专读书。

车到分宜火车站时，我去分宜火车站买点吃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分宜的土地，当时的感觉，这是一个有些小的县城。

那年，我还不满16岁，完全没有想到，三年之后的年，我第二次来到，并且开始在分宜这块土上，生活工作了十二年。年，我从宜春师专毕业，分配到新祉初级中学。到当时的文教局报到后，再次从分宜火车站，上了火车，去新祉报到。两个站的距离，沉漫的火车，让人感觉非常遥远，而更让我感觉遥远的，是从新祉火车站到新祉中学的七拐八弯，颠簸不平的山路。

时任校长的潘为仁，带着几个学生前来接我。他告诉我，我是来到新祉中学的第一个大学生。

从那个可能是中国最小之一的火车站，到学校的位置，还有四里山路，坑坑洼洼。便是骑自行车的农民，也不时要因为上坡使不出力气，必须停下来，推着向前走

看着这样一幕，想着我毕业之后的工作单位，我的心，可真是拨凉拨凉的啊。

年，中国的大学生还少啊，全国也才在招了四十万，而对于从小在厂矿生活的我来说，难道我的未来，我的一辈子，就要落在这个连汽车也看不到的山洼里吗?

虽然是一所中学，但新祉中学的条件，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师生们喝的水，是从山上“自流”下来的山水，学校用一块块竹片连起，从山上引下这些“天然山泉水”供吃喝等用

师生们吃饭，全部要自己淘米洗米，然后放在学校的食堂里去蒸。至于吃菜，老师的条件略好，请了一个师傅炒青菜。因为学校距离乡政府所在地远，买肉非常困难，而且经济条件差，也买不起，大多数教师的工资，是三十至五十元，我刚刚毕业时，开始是37元，一年后转正才达到47元。而有些年纪甚至比我大的老师，因为只有高中或中专文凭，比我这个十九岁的中学老师，工资还要低几元。但他们的负担却更重，因为他们要用这些钱，养活一家人，因为一些老教师，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农村。

而学生的伙食，就更差了。饭当然也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米，去洗去蒸，菜也要从家里带来的，因为要带够三天的菜，所以，咸菜居多，条件好的，可能会带上一个咸蛋或一条咸鱼。

学校的教学楼，办公楼和宿舍，是那种土木混合而成泥屋，人走在上面，还会拍拍地响，电虽然有，但却是经常断电，偶尔不断电，也是那种水电站发的电，昏昏黄黄，电视机要用增压器才能启动。

年秋，正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杯的日子，但多数时候，我们根本无法收看直播，一来学校里只有一台电视，而且常常没电只是个摆设，所以，那届世界杯，我最清晰的忘记，是守在收音机边，听着宋世雄的解说。

今天分宜的农村孩子，所说都可以进城读初中了，也许他们仍然会抱怨学校的条件不好，伙食太差，但若知道他们的父辈，是这样的条件下坚持读书，不知会作何感想。

因为一周只能吃到一次肉，年轻的我，常常会在周末，一大早走上四里路，花六角钱，坐火车到分宜火车站，然后再走几里路，来到一个叫“分宜饭店”的地方。点上一盘价格为1元二角的炒肉，美美地吃上一顿。为了能吃到肉，当时要花将近二块钱的成本，几乎相当于一个当时普通工人二天的工资收入。

而来到分宜县城，我颇有一种囚徒放风的感受。

别看当时的分宜县城破旧，但天天可在山坑里的我，分宜旧县城，便有天堂的感觉。看着县城里，人们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便想着自己的未来如果能够这样，这一辈子也就幸福了。

有时，为了改善生活，我也会到新祉的乡政府里，去混肉包子吃，乡政府虽然条件也很差，但条件比乡村中学好多了。乡政府当年也分配来了一个年轻人，叫陈九根，他也是和一样，家乡来自樟树，我们有共同的乡音，很快就熟悉了，不仅经常在他那里混肉包子吃，有时收音机坏了，也要找他修。

那时候，我和陈九根经常在乡间小路上散步，当时大家都没有成家，却对未来充满迷茫，也在想着要通过什么办法，离开分宜这个地方。

当然，也许我们彼此都没有想到，我们之间后来的路，会有如此的差别。他后来做了分宜的县委书记，退休之前成了新余市委的一名领导，而我早在他调到杨桥镇任书记时，便已经离开分宜去了广州。

乡村的生活，可是非常孤独和单调的，特别是到了夜晚或者周末，学生和本地老师都离开了，我便如一个守庙的和尚，点着一盏煤油灯，在昏黄的灯下读书，因为，除了读书已经没有别的娱乐。

我记得，当时为了和外界取得联系，我订阅了大量的书报杂志，我一年订阅杂志和报纸的钱，超过学校其他老师的订阅总和。

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我能够把五本厚厚的，非常枯燥的马克思《资本论》一字一字地读完，并做了笔记。

有一次文教局的领导，来检查学校老师的政治学习，校长赶紧紧急布置老师应付，当我拿出几本手写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笔记时，校长目光呆滞，难于相信，他或许在想，我这个平时看起来吊儿朗当的年轻的数学教师，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年，我调到介桥中学工作。今天，我在和广州人谈起分宜时，仍然会有些炫耀地告诉他们，我在明朝重臣严蒿的故乡，曾经居住过八年。

而从年开始，我便开始感觉到了分宜县城的变化。年，我从教育部门调到县文联工作，并开始用上了六位数的程控电话。

年，我去台北旅游时，看到一个南京人和一个台北人交流，两个互相撕逼，南京人说，你不要觉得你们台北牛B啊，你可知道，你们台北的电话区号，为什么是02吗?因为01这个号，还给我们南京留着呢，只是我们没用，你可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是中国人，你们真正的首都不是台北，而是在大陆啊。

这类玩笑和调侃，其实我在广州，也和南昌人说过。我说你不要以为，你们南昌人是江西人的老大啊，你可知道，你们的电话区号是多少吗?啊，我们分宜是，排在你们前面呵。

因为，新余是江西第一个使用程序电话的市，而分宜，则是江西第一个使用程控电话的县，所以区号，至今仍然是南昌人无法理解的。

年，在县文联工作的我，在广州见到了原任香港TVB电视的创作主任卢永强，也是后来风靡中国的动画“喜羊羊”的制作人，被人称为“喜羊羊之父”。原来，香港“温拿乐队”（温拿乐队有五个人，其中包括谭咏麟和钟镇涛）要在广州搞一个制作团队，乘着香港回归之前，他们准备在广州搞一个电视制作机构。当时他们已经从香港电视机构，招了六十名香港人，但因为节目针对内地，所以便需要一些内地的编剧加入。而我在分宜县文联工作的五年，所创的戏剧作品曾获省里的一等奖和三等奖，其中一个还获得文化部的三等奖，所以，卢先生希望我能离开分宜来到广州工作。

坦白地说，当时的我，还是很纠结。

因为当时新来的县委书记，也是后来担任过市委领导的熊巍，和我早年就相识，也同样是樟树人，而且我都没有申请调动，人在广州，关系便从县文联转到了县纪委。而为了能留在广州，我在县纪委一天班也没有上，只是在这个单位办了辞职手续。据当时组织部的一位同志说，你是新余市第一个辞职的干部（当年还没有公务员之说。）

虽然离开广州，但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回到分宜，年，我从广州来分宜转户口时，便感觉到分宜，已经开始发生了很多变化。

原来小小的街道开始变大，城区里也开始显得繁华，分宜的一些产品，比如苎麻产品，也开始热销海外。

而年，当我又来到分宜时，坦白地说，我已经完全不认识，这个我曾经生活过十二年的城市了。

我打电话叫朋友开车来接我，因为，我像当年刚刚进广州时，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我处在位置，到处是高楼林立，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好不容易找到我当年所在的县政府的位置，才知道，现在这里已经不是县政府，而是镇政府了。

而现在县政府的位置在哪呢?

除了当年记忆中破旧的小城，已经变得繁花似锦，从网络上查到的一些数据也让我吃惊。

当年，我在分宜县文联工作时，县里的年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万，我们文联机构小，每年的工作经费，也只有二千五百元。

今天，分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几十亿，从几十万到几十亿，这有多大的变化，得赶紧脑补一下。

说句沧桑巨变，绝对没有夸张。

无论今后我在广州的生活如何，我想，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曾经在分宜虽然艰苦，但却非常美好的十二年。

毕竟，那是自己青春热血的年代。

我想，未来的分宜一定会更加美好。

┃来源：县文广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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